【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张妮】作家毕淑敏近年住进了北京一家养老院。管吃管住的便利,让她能够将更多时间投入写作。今年,她的新作——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终于诞生。古稀之年的她,借这部作品重返青葱岁月——1969年,16岁半的毕淑敏入伍,被分配至西藏阿里军分区,成为一名戍边的卫生员。
在养老院接受采访时,毕淑敏用手机给《环球时报》记者播放了几段音频:这里的老人们自发接龙朗读《昆仑约定》的片段。朗诵虽然不是专业水平,声音里却充溢着被书中内容打动的真情实感。这正是毕淑敏提笔写作的初心:“让身处和平康泰中的人们,记住漫长的国界线上,还有无数为了保卫和平而英勇付出的将士。”
毕淑敏房间里,摆放着一枚战友从阿里高原带给她的贝壳化石。它默默见证着那片共和国最高的领土,曾为沧海的古老历史。如她的文字一般,承载着岁月深处难以磨灭的记忆。
我与昆仑山的约定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昆仑约定》是自己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在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过程中,您4次住进医院。是什么样的约定让您一定要去兑现,甚至不惜以生命为代价?
毕淑敏:“昆仑”,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它雄屹华夏西部,为中华大地上的万山之祖,万水之源,也是我的精神故乡。50多年前,我作为一名战士戍边,冰雪呼啸着覆盖我从16岁到28岁的青年时代。回到平原后,为将士们讴歌的朴素理想,让我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之余提起笔来。我的第一部小说叫《昆仑殇》。几十年过去了,没有说完的高原故事,仍在我的血液中沸腾。70岁时,我又再次以昆仑为背景,写下《昆仑约定》。以前我觉得像“呕心沥血”“披肝沥胆”这类形容写作的词都有些夸张。但为了写这本书,我住了4次三甲医院,其中3次是急诊。医生问我,怎么你都不害怕呢?我心里想,没什么害怕的,那部写昆仑山的长篇小说,我已经完成初稿了。
昆仑约定,有三重含义,一是我和昆仑山的约定。当年我曾发誓:如果能活着回到平原,我要拿起笔来,写下边疆将士的故事。二是生与死的约定、青春和信仰的约定。第三层含义,也是最重要的,是军人和祖国的约定。因为有人坚守国境,祖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这个约定,重于泰山。
环球时报:作家梁晓声评价这本书是首部为戍边女兵立传的长篇小说,填补了这一题材的空白。从女性视角讲述军旅生涯,是出于怎样的考虑?您希望女主人公的故事,带给我们怎样的生命力量?
毕淑敏:世界上在高山上划定国界的边境极少。昆仑山上高寒缺氧,但必须有人驻守。人们通常认为戍边是男人的事,但在保家卫国层面,女性和男性一样负有责任,也能做得很出色。当边防军的日子,我和其他女战友,背负数十斤重的枪支弹药、红十字包、外带干粮和被服,在冰天雪地里跋涉,艰苦卓绝,毫不退缩。
书中描绘了女主人公郭换金的某种绝境。十几岁正是花季年龄,她就当上了卫生员。这是她的第一份工作,还没学扎实医务知识,就仓促上岗。青春年华,她却爱而不得。她爱的人,保家卫国壮烈牺牲。爱她的人,她却无以回报爱意。她作为女兵班长,面临复杂人际关系,与副班长的关系也不融洽。父母在特殊时期遭受不公待遇,她只得隐姓埋名认一个不熟悉的人为父,处处小心翼翼。她努力学习医学知识,竭尽全力协调工作……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遭遇种种困境。书中的男女主人公,都在为了一个崇高的责任,困境中绝不放弃。
1个碗、1张照片和3块糖
环球时报:书中最震撼的一幕是,男主人公被子弹击穿腹部牺牲,战友用一个碗扣住他流出的肠子。遗体被送到诊所后,那个碗却因被牢牢冻住拿不下来。据说,这个场景源自您亲身经历的真实故事,那是一个怎样的烈士事迹?
毕淑敏:前几天,养老院有一位老人含着眼泪跟我说:你怎么能那么狠!把男主角都写死了,还死得这么惨。我说,那地方是真的不断有人牺牲,并不是我编造出来的。书里描写的这个情节,确实是我的亲身经历。当年,烈士遗体从边防一线运回卫生所。我们班的同志们负责为烈士清洗遗体,入殓收棺。前段时间,老领导还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向我道歉,当年考虑不周,让还未出阁的姑娘们去清洗遗体,可他实在是派不出人手了。我说烈士的家人远在万里之外来不了。我们就是他最亲的人,他的兄弟姐妹。
那位烈士的腹部被击穿,肠子流出来,扣在一个碗里。碗冻得非常牢固,根本拿不下来。清洗烈士遗体时,我们拼命烧红柳根,想让屋内的温度上升,把碗取下来,给他换上新军装入殓。但冻得太瓷实了,最后我们只能用剪子把所有的衣服从背后剪开,这样正前方的军装才能系上扣子。那个碗实在没办法取下来,只有一起下葬了。
我还清楚记得,烈士的军用衬衣口袋内,有一张4寸的姑娘照片。照片本是黑白,被农村小镇的照相馆人工涂上了颜色。有个政治干事在一旁登记遗物,之后会将所有遗物转交给家属。我想把那张照片留在烈士的衣兜里,这样他就能永远和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了。但政治干事说,遗物必须完整登记。烈士的裤兜里还有3块水果糖,糖纸都快磨没了,圆圆的糖块像只小乌龟。戍边战士外出执行任务,除了带足干粮,一般都会随身带几块糖。碰到意外情况,粮食吃完了,糖块还能提供点热量。那3块糖也被政治干事登记完带走了。我当时迅速跑回宿舍,拿了自己发的3块糖,揣进了烈士的兜里,希望糖能一直陪着他。后来我把这个故事写成了一篇散文。新疆军区有名女兵去了昆仑山上的康西瓦烈士陵园,那里距离我当年戍边的地方还有3天的路程。这名女兵给陵园里每个烈士墓前都放了几块大白兔奶糖。她说,她读完我写的那篇文章,就想做这件事。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如此年轻的生命为什么能做到在战场上不惧牺牲?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和平年代的人们是否还具备这样的奉献和牺牲精神?
毕淑敏:对军人来说,冲锋陷阵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我在写这本书时,想起了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研究原子弹的重要功勋之一。一次实验中,核弹投下去没爆炸,邓稼先一个人闯进禁区,把相关装置带回来研究,因此受到严重辐射。他不可能不知道这个举动多么危险,但作为首席科学家,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搞清楚。有些事我们做不到,但并不代表人类中最优秀的人也做不到。在特殊情况下,可能会有一部分人的“超我”超越了“小我”和本能。我坚信人类最优秀的品德会一代代传下去,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一定会被传承光大,年轻人也一定会超越前人。
环球时报:书中描写了主人公壮烈凄美的爱情故事。对于在高原苦寒环境中戍边的战士,爱情意味着什么?他们对爱情向往与克制并存的状态是怎样的?
毕淑敏:当时大家都特别年轻,18岁入伍,正常服役到二十三四岁退役。正是荷尔蒙旺盛的时候,但部队规定不能谈恋爱。如果允许,边防就无法防守了。到了春天不让花开,那怎么办呢?他们只能压抑自己的感情。这也是一种牺牲。军旅文学通常会集中写戍边战士的艰苦付出和思乡之情,却很少涉及他们在生命最旺盛的阶段压抑自己的本能,这是一个很严峻的问题。
用三重视角审视人性
环球时报:小说的最后一句写道: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有评价称,《昆仑约定》让“只有云知道”的故事成为民族精神档案。文学在记录群体记忆、传承民族精神方面起到什么作用?在短视频时代,读书具有怎样的意义?
毕淑敏:我坚信文学创作是一项神圣的事业。有人觉得多去写阴暗、悲惨、怪异的奇闻异事才是文学。但在我心中,文学要努力歌颂人类最优秀的精神,歌颂我们心中的信念:相信爱情;相信在个体利益之上还有集体利益;相信人可以怕死,但为了崇高的目的也能无畏献身。我觉得,真正的文学作品,应该带给读者精神上的震撼和升华。
短视频有其自身魅力,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既能用眼睛看,又能用耳朵听。文字的表达则相对单一,只能用眼睛看,还需要进行思维转化。比如,看到“巍峨”这个词,得在脑子里去浮想。从这个角度看,文字的创造,的确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它让人类进入抽象思维的层面,尤其是关于思想以及难以言说的情感,更是文字驰骋的疆场。比如孔子、孟子、庄子等人所说的话,变成短视频能全面体现吗?这正是文字的魅力所在,能够直击灵魂和思维深处。
而短视频只需被动接收,不好看就划走,很难触及思想。我怀疑经常看短视频,会让人的智力退化,起码是懒得思考了。我们吃东西都拒绝垃圾食品,又怎能让自己的灵魂充斥垃圾呢?好的文学作品,应富含“维生素”,能给心灵提供丰富营养,让思维保持年轻与活力。
环球时报:您身兼作家、医生、心理学家三重身份,这些身份对于您看待人性起到怎样的作用?
毕淑敏:有人似乎觉得这三种身份差距很大,但对我而言,它们有一定的共通性。医学是研究人的生理的,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的,这二者密切相关。至于文学,就是人学。它的主要任务,就是书写人与万物的关系。比如人与大自然、家庭及其他人物、国家的关系等,最重要的是人与自我的关系。所以,以上这三个职业,有一个最大公约数,那就是 “人”。人们的看法,多带有主观性。而学习这三门学问,也让我跳出个人的狭隘经验,变得更客观,更能理解人性、社会和世界。比如女性谈恋爱时,多希望找一个能带来安全感的伴侣。过去择偶倾向选择人高马大的,现在更倾向选择经济条件好的。从医学角度,这与女性承担繁衍后代的身份有关。女性从备孕、怀孕到孩子年幼这段时间,会丧失很多能力和时间,因此需要从伴侣那里获得更多的生活保障。若不从这一生理角度去理解,可能会觉得部分女性过于物质。
环球时报:您曾表示,文学和手术刀一样要直指病灶,如今有不少抑郁症患者,人们心灵的病灶在哪里?该如何治愈?
毕淑敏:抑郁症的发病原因至今尚未完全明确。但我有几点建议。首先,多晒太阳。万物生长靠太阳,如今的人们晒太阳的机会实在太少。天不亮就出门,天黑才回家,白天就待在格子间里。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
其次,现在人们使用的一些化妆品、摄入的食物中,有不少化学成分,也可能会影响体内激素的合成。人应该多到大自然中去,人是自然的生物。
最重要的是,人需要具备自我调节的能力。很多人觉得生活没有意义,只能依赖感官上的短暂欢愉。没有精神层面的快乐,人就不幸福。眼中只看到阴暗面,每天牢骚满腹、情绪低落……这样长久以往,肯定会出问题。寻找意义感,我认为非常重要。即便在纳粹集中营中,也有人坚定地要活下去。人要为自己的生命,赋予活下去的意义,才有可能去改变现状,让只有一次的生命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