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澳大利亚汽车服务与维修监管机构（AASRA）向比亚迪、极氪、小鹏、Smart和零跑5家中国车企发出合规警告，指控其涉嫌违反澳大利亚《机动车服务与维修信息制度》（MVIS）。若指控成立，每家车企可能面临最高1000万澳元（约合4700万元人民币）罚款。

这场争端的核心是维修数据开放权——澳大利亚法规要求车企向独立维修商提供与授权经销商同等的维修技术信息。而中国车企的本地化适应不足，暴露出全球化进程中法律合规、商业模式转型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挑战。当产品输出升级为生态输出时，如何平衡技术壁垒与市场开放，成为“中国制造”出海的新课题。

维修垄断的系统性代价

在澳大利亚汽车服务与维修监管机构（AASRA）向该国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ACCC）提交的合规审查报告中，比亚迪、极氪等5家中国车企被指存在三类违规行为：诊断软件更新延迟、关键技术参数未完整披露、订阅服务定价高于行业基准。AASRA强调，此类违规行为通过构建技术信息壁垒，实质上将消费者导向品牌授权的高价维修体系，违背了《机动车服务与维修信息制度》（MVIS）打破售后垄断的立法初衷。

根据MVIS规定，车企须在车型上市首日向AASRA平台上传完整的诊断系统、技术参数及维修手册，并提供按日/月/年计费的灵活订阅方案。这一强制开放机制，旨在消除车企利用技术独占性维持售后市场支配地位的可能。

2024年，本田汽车因未提供符合要求的订阅选项，被处以18780澳元罚款，体现出MVIS制度在执法层面的严肃性与约束力。

从全球视野看，强制公开维修数据信息成为监管趋势。除澳大利亚外，欧盟建立了系统化法规，要求车企以非歧视方式向独立维修商公开技术信息；美国多州也通过维修权法案，保障消费者对维修渠道的选择权。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趋势正从汽车行业向电子设备、农业机械等领域扩散，折射出全球市场对公平竞争生态的共同追求。

由此看来，强制公开维修数据信息已成为重塑产业生态的监管共识。上述实践共同指向一个核心命题：维修垄断引发的系统性代价已迫使全球监管从被动纠偏转向主动构建公平竞争生态。

北京圣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王有银指出，车企通过控制技术信息、配件供应链和服务网络，构建排他性售后闭环，导致消费者陷入双重困境：一方面，维修选择权被压缩，被迫接受品牌授权服务商的高报价；另一方面，故障代码与维修细节不透明，使普通用户难以判断维修必要性，过度维修、定价不公等现象屡见不鲜。

从产业生态视角观察，维修垄断的负面影响呈现系统性扩散。高价维修推高了汽车全生命周期的使用成本，直接抑制消费潜力；封闭的售后体系则阻碍了维修行业的技术创新与服务升级，形成“垄断—低效—高成本”的负向循环。

资深汽车行业观察家赵楠援引欧盟、美国数据指出，强制放开维修信息后，当地市场维修成本普遍下降15%至30%，独立维修商服务效率提升近40%，消费者满意度指数提高约25%至40%。这些数据证明，打破技术壁垒不仅是消费者权益保护的需求，更是推动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模式惯性与利润结构桎梏

中国车企在海外遭遇的合规危机，本质上是国内长期形成的商业模式与海外监管规则之间的碰撞。当MVIS制度要求车企开放维修数据时，国内“前端让利、后端补血”的利润结构瞬间暴露出脆弱性——这种依赖售后垄断维持盈利的模式，正成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掣肘。

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全国汽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新能源独立品牌4S店毛利结构呈现显著“后端依赖”特征：新车销售仅贡献16.8%，而售后服务占比高达54%，金融保险则占17%。这种结构下，售后市场成为了车企的“利润奶牛”。

以电池维修为例，某品牌BMS系统校准官方报价达1.2万元，是第三方维修商3800元服务成本的三倍有余。巨大的价差背后，是车企通过技术封锁构建的定价权壁垒。

“当售后利润占据半壁江山时，数据开放就等于动摇根基。”赵楠一针见血地指出。车企“抗拒”开放维修的核心逻辑在于：允许独立维修商接入，意味着要放弃长期经营的“配件+服务”双重溢价。

在维修垄断语境下，面对数据开放的诉求，车企常以“安全风险”为由构筑防线。但欧盟的实践给出了另一种答案：通过立法强制车企为独立维修商提供技术培训，既保障了维修质量，又实现了数据有序共享。这种“安全可控”的开放模式，证明技术壁垒并非不可突破，掌握核心数据的第三方维修同样能够合规操作。

业内人士认为，中国车企的售后垄断模式，是长期市场环境塑造的产物。在国内，授权维修体系通过配件供应、技术认证形成闭环，消费者缺乏议价能力，被迫接受高价原厂配件与工时费。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企业形成“数据即权力”的思维定式——将技术信息视为私有资产，而非可共享的行业资源。

然而，海外监管正强制打破这种惯性。从澳大利亚到欧美，一系列规则共同指向一个趋势：技术中立原则正在全球汽车产业落地，车企必须适应从“规则制定者”到“规则遵守者”的角色转变。

突破利润结构桎梏，需要车企重新定义售后市场的价值逻辑。赵楠强调，欧盟经验表明数据开放非但不会摧毁利润，反而能够激活更大市场：独立维修商的发展带动了配件流通效率提升，车企通过授权认证收取技术使用费，形成新的盈利点。这种“开放—竞争—升级”的正向循环，比封闭垄断更具可持续性。

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

维修数据开放争议背后，暴露出中国车企从“产品输出”向“生态输出”跃迁的迫切性——全球化竞争已进入价值链重构的新阶段，服务生态与合规体系正成为决定市场地位的核心变量。

2025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在澳大利亚市场的表现堪称“现象级”：多个品牌凭借性价比优势杀入销量前十，部分车型单月销量超越传统燃油车竞品。

然而，与销量增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售后服务满意度出现下滑。消费者投诉案例中，维修成本高、配件等待周期长、技术透明度低等问题高发，暴露出“重销售轻服务”的短板正在侵蚀品牌信誉。

“当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仍处于全球化1.0阶段，即以硬件出口为核心，”赵楠表示，“要向2.0阶段跃迁，企业必须将合规意识从被动应对升级为战略主动。”

这一判断的背景是，全球市场正从“产品竞争”转向“生态竞争”——消费者不仅关注车辆性能，更看重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验与权益保障。

澳大利亚的监管举措，为中国车企敲响战略警钟。在全球化2.0时代，仅依靠产品力已难以维持市场地位。随着“中国制造”品牌影响力提升，与之配套的售后透明度、数据开放度与用户权益保障机制必须同步升级。与此同时，企业需要重新设计售后利润模型，从依赖“配件+服务”溢价，转向通过技术授权、服务认证等多元化方式盈利。

当智能网联技术使汽车逐渐演变为移动数据枢纽，开放生态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新标配”。对中国车企而言，这场全球监管升级既是挑战，也是转型契机。

赵楠认为，转型关键在于找到公共价值与商业利益的平衡点。一方面，中国车企要主动适应国际规则、构建开放的技术共享机制，通过激活独立维修市场，降低用户使用成本，提升品牌口碑；另一方面，通过核心技术授权、服务认证第三方维修，扩大服务网络，形成新的盈利增长点，反哺品牌口碑与市场份额。

作者｜法治日报全媒体记者 辛红 《法人》见习记者 岳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