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西班牙漢學家、西班牙龐培法布拉大學人文系終身教授歐陽安
中新社記者 陶思閱
“絲銀對流”，是指在16至17世紀，中國與西方國家之間通過貿易形成的絲綢和白銀流動關係。
這一時期，無數商人、水手、移民按照季風和洋流的節律，乘坐大帆船，每年定期往返于中國福建和墨西哥阿卡普爾科。他們在中國澳門和菲律濱馬尼拉中轉，將中國的絲綢、瓷器等珍品運往美洲，再帶著美洲的白銀回到中國。
西班牙漢學家、西班牙龐培法布拉大學人文系終身教授歐陽安(Manel Ollé)關注這段歷史，著寫了《季風海域的絲銀對流：16—17世紀中西交往圖景中的東亞移民、貿易與文化》一書。該書揭示了亞洲國家，尤其是中國如何在貿易、文化等博弈中，主動參與塑造全球化。
歐陽安日前接受中新社“東西問”專訪，講述這段中國參與國際貿易的歷史，以及他對現今中國經濟地位的思考。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大航海時代新航路的開闢，使商貿活動愈發活躍，亞洲尤其如此。全球貿易的“亞洲樞紐”是如何形成的？
歐陽安：當時，福建商人帶著加工好的商品到菲律濱馬尼拉，他們在技術、組織和商貿等方面具有較高發展水平。共同生活在馬尼拉的還有日本人、印度人、法國人、英國人、意大利人，以及群島原住民。
從中國漳州月港到菲律濱馬尼拉，再到墨西哥阿卡普爾科，這條馬尼拉大帆船貿易航線的運行，吸引著商船從亞洲港口匯聚于馬尼拉，使馬尼拉地區的商業網絡運轉活躍，全球貿易量大幅增長。
中新社記者：福建地處中國東南沿海，港口眾多且民眾素有經商傳統。您在書中詳細描述了16至17世紀，福建商人在馬尼拉的商貿活動。他們在全球貿易鏈接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
歐陽安：16世紀，福建商人利用海禁逐漸鬆動的機會，在馬尼拉開闢出了貿易通道。雖然西班牙與明朝未能達成官方貿易協議，但這些來自福建的商人和移民，讓馬尼拉與中國東南沿海緊密相連。
在此之前，東亞的海上貿易多局限於區域範圍。然而，明朝對白銀的需求與西班牙在美洲的礦產開採意外契合，從而推動了全球貿易格局的改變。與此同時，中國的絲綢與瓷器迅速成為國際市場上搶手的奢侈品。福建商人不僅經商，還有部分移居馬尼拉。16世紀末，西班牙人與福建商人之間的經濟往來利潤豐厚。
中新社記者：“絲銀對流”這一貿易體系，對當時全球經濟格局的形成起到了什麼作用？
歐陽安：貴金屬和奢侈品的國際貿易加劇了歐洲列強間競爭，全球化浪潮興起。西班牙和葡萄牙漸漸喪失主導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後來崛起的荷蘭和英國。
跨文化貿易不僅關乎經濟利益，更要求瞭解各地的文化特徵，以及不同地區的消費與生產模式，同時還要尊重多樣性與互補性。絲綢與白銀的跨洋交易不僅推動了遠洋航行，也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文化交流，不同思想、信仰、技術、文學、習俗等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流動與傳播。
當時，東亞季風區正進入商業發展時期。來自各地的海上商人群體在同一港口匯聚，既有競爭，也有合作。馬尼拉不僅迎來中國商船，還吸引了來自東南亞、日本等地的船隻。那一時期，逐利的商業邏輯往往在地緣戰略考量之上。
中新社記者：您在書中說中國現今正“回歸經濟中心位置”，對此如何理解？
歐陽安：18世紀，中國經濟在全球範圍內占據了重要地位。儘管明清時期有過閉關鎖國的主張，但南方沿海省份卻有活躍的貿易行為。中國在19世紀面臨的危機受到多重因素影響，鴉片戰爭的殖民侵略是主要因素，同時也有清朝領土擴張帶來的高昂成本與管理難題，以及清朝精英階層與世界創新脫節。
我並不認同當時歐洲各方面均優於中國的論調。通過對18世紀末期中國某些省份與英國的對比研究，可以推測此時中國部分地區與歐洲的生活水平大體相同。另外，在工業革命開始40年後，中國的棉花產量仍然較高，市場大，競爭激烈。
倘若從更廣闊的時間維度和全球視角來看，中國在國際經濟中的突出地位並非史無前例。關於中國的分量和價值，以及優勢大小，存在著史學層面的辯論，但其重要性已毋庸置疑。事實上，近幾十年來中國的崛起祗不過是回歸了某種經濟中心地位。
自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國際影響力和經濟潛力開始釋放。如今，中國已成為全球化的重要參與者，其融入全球經濟的方式日益多元，影響力也愈加深遠。如果互利共贏的原則得以貫徹，對於被排除在全球化價值鏈之外的地區而言，中國將發揮關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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