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徐刘刘 陈茜 黄兰岚 夏温新 陆婷 姜李】编者的话：由国务院新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环球时报》“海外看中国”工作室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图书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推出的“我与中国的学术之缘”系列访谈第二期继续邀请5位外国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学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他们分别为：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孔子学院原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席格伦；德国著名汉学家、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施寒微；美国波士顿大学校级教授，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学荣休教授管礼雅；日本关西大学荣休教授内田庆市；美国威廉玛丽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学系教授魏美玲。

“中国茶文化展现‘和合’精髓”

澳大利亚西澳大学孔子学院原院长、北京外国语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席格伦在求学阶段便选择学习中文并投身中国学与亚洲研究，而他对中国茶文化的特别关注，则萌发于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成长于澳大利亚海边的经历，使他对中国的名山大川着迷。正是在探寻中国壮丽山地景观的过程中，他开始深入研究中国茶文化及其重要载体——茶马古道，这成为他学术生涯的重要起点。

在其著作《中国路线遗产：流动叙事、现代性与茶马古道》中，席格伦深入探讨了茶马古道等遗产的当代价值。他强调，中国茶文化不仅是“饮茶”，更涵盖了哲学、中医、生活方式、家庭伦理以及生产流通知识体系。茶马古道、万里茶道等遗产在历史上促进了茶文化的传播与统一多元文化表达的形成，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既是讲述中国故事的文化资源，也是推动旅游、支撑学术的载体，实现了历史与当代的有效衔接。

席格伦表示，茶是天然的跨文化桥梁，其在世界各地的本土化发展正体现了“和合”文化的精髓，“中国作为茶与茶文化的发源地，有很多经验可以对外分享。但中国却从来没有表示过‘我们的茶文化是最好的，你应该和我们一样’的想法。而是乐于搭建平台，分享自身经验的同时，也渴望了解世界各地的茶文化。这种基于相互尊重的交流方式，与西方历史上某些带有霸权倾向的模式形成对比”。

席格伦进一步阐释，中华文明突出的“包容性”与“和平性”为多极世界的文明互鉴提供了新思路。他以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对歌”比喻“和”的理念：“和”不是要求一致的静态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动态的对话过程，是不同主体通过互动寻求协同、和谐共处的动词。

“中国文化的可能性、创造力与开放性具有全球价值”

德国著名汉学家、哥廷根大学东亚文学与文化荣休教授施寒微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学研究应突破简单化标签，深入理解中华文明的多元性。

施寒微回忆其学术起点时说道：“在19岁时，我意识到欧洲并非世界的全部，于是开始学习中文，逐渐对中国思想史产生兴趣。”在深入研究佛教史后，他发现“佛教在中世纪及此后的中国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认识推动他系统梳理中国文明脉络。

在慕尼黑大学任教期间，他因应欧洲学界缺乏中国文学系统著作的现状，撰写了首部《中国文学史》。施寒微强调，其著作始终面向大众读者：“我希望读者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丰富多元，而绝非一个‘简单的实体’。”他还说，简单以“儒家”等标签定义中国是片面的，中国实为由多元宗教、族群与地域构成的复杂整体。

对于当前国际学界的对华认知，施寒微直言：“如今很多人被恐惧主导，认为‘中国危险’的臆测既不切实际也无帮助。我观察到南美洲、非洲等地对华兴趣正在提升，中国正获得更多国际尊重。”为此，施寒微呼吁欧洲学界“应坚持中国学研究，不断修正观点，理解不同文明对人类的贡献”。

施寒微最后强调，中国已成为世界重要组成部分，其文化的可能性、创造力与开放性对全球具有重大价值。国际学界应超越偏见，通过持续对话深化对中华文明的理解。

“中国成为文明研究的理想范本”

美国波士顿大学校级教授，社会学、政治学及人类学荣休教授管礼雅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崛起促使国际学界重新审视“文明”这一核心概念，为社会科学研究开辟了全新视角。她认为，中华文明独特的世俗性与延续性，为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比较文明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管礼雅回忆道，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中国研究的重要转折点。“中国以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登上世界舞台，使西方意识到必须认真看待这个国家。”她表示，西方社会科学原有的概念体系无法解释中国的社会现实，这促使学界开始将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进行系统性比较。

在管礼雅看来，中华文明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其世俗性。“印度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根本原则都源自宗教，而中国自古以来主要以现实人间为中心。”这种特质使得中国社会原则具有可分析、可讨论的特性，为文明比较研究提供了独特样本。她特别强调，“中国古典典籍早已在分析‘文明’。”这种悠久的文明自觉意识，使中国成为文明研究的理想范本。

谈及中华文明的延续性，管礼雅表示，虽然中华文明已有至少五千年历史，但其核心原则始终一以贯之。“无论是‘天下大同’的世界观，还是以‘和谐’为核心的价值观，都与当代中国的精神结构紧密相连。”管礼雅特别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是照搬西方理论，而是将马克思主义置于中华文明的语境之中。”这种文明基因的延续性，使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始终保持文化根基。

“汉字的表意特性影响了语言接触史”

在《文化交涉学与语言接触：汉语语言学的周边方法论》一书中，日本关西大学荣休教授内田庆市提出了“文化交涉学”这一新兴学科框架。近日，内田教授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深入阐释了这一学科的核心内涵及其对跨文化研究的启示。

内田庆市首先厘清了“交涉”一词的独特含义。他表示：“文化交涉学并非仅关注知识传授或问题解决，而是强调文化间的互动与往来，蕴含平等对话与多向交流的意味。”内田教授还强调，这一学科具有显著的跨学科特质，“它融合语言学、历史学、美术学等领域，是一种跨边界思维方式”。以翻译实践为例，内田教授揭示了语言接触背后的文化交涉机制。他表示，“嫦娥奔月”等典故的翻译需兼顾文化语境传递，而非机械对应词义。“同样，‘阿弥陀佛’源自梵文‘Amitābha’，经长期使用后被汉语吸收并赋予新内涵，体现了汉译过程中的本土化理解。”

在东西方交流史上，语言始终扮演着文化载体的角色。内田教授梳理了三大历史现象：丝绸之路引入葡萄、石榴等物产及相关词汇；佛教传入带来“阿弥陀佛”等音译术语；西学东渐时期，利玛窦等传教士带来的钟表、望远镜等器物，催生了“千里眼”等本土化称谓。“汉字的表意特性使中国人倾向用具体意象理解抽象概念，这深刻影响了语言接触史。”内田教授分析道。

对于海外汉学研究，内田教授指出外部视角的独特性：“拼音文字背景的学者更容易发现汉语语法和方言差异，这弥补了中国本土研究的盲点。”关于汉字文化圈，他提到日本“无汉字不能生活”，而韩国、越南虽曾属汉字文化圈，如今年轻人已渐疏离汉字。例如韩语“感谢”一词虽源自汉字，但当代使用者多不知其本源。“这种差异正凸显文化交涉学的意义：理解语言不仅是掌握词汇，更是理解文化的延续与变迁。”

“舞蹈是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窗口”

美国威廉玛丽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学系教授魏美玲向《环球时报》记者表示，舞蹈是理解中华文化的独特窗口，中国舞蹈中蕴含的审美特质与创新精神，为世界认识中国提供了生动视角。

“我自幼学习芭蕾，大学时期接触国际标准舞，因此很早就认识到舞蹈承载的深厚文化内涵。”魏美玲回忆2002年随哈佛大学舞团来华巡演的经历时表示，“通过舞蹈，我接触并了解中国文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博期间，她发现英语学界对中国舞蹈史了解甚少，由此确立了研究方向。在北京舞蹈学院进修期间，她系统性学习了中国古典舞与民族民间舞，并进行大量口述史采集。“除了舞蹈本身的艺术魅力，中国艺术家们的人生故事也深深吸引着我。”

谈及中国舞蹈的独特性，魏美玲以水袖为例说明：“水袖质地轻柔，舞者微小的动作能通过水袖放大和延伸，甚至连呼吸的韵律都能在水袖的流动中得以呈现。”她认为这种含蓄表达体现了中国传统审美特点，“许多内在细腻的感受并非直接外露，而是借助水袖的意象化语言得以抒发。”

在其代表作《革命的身体：重新认识现当代中国舞蹈文化》中，魏美玲提出“动觉民族主义”等三个核心概念。她认为中国舞既追求独特语境，又呈现多元性，“能反映中国作为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她还特别强调“动态传承”理念：“中国舞蹈的传统历经数千年，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每个时代的人都基于当下对传统进行新的理解和艺术再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