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徐刘刘 夏温新 胡雨薇 李行】编者的话：由国务院新闻办、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中国学大会近日在上海举行。《环球时报》“海外看中国”工作室联合北京外国语大学、国家图书馆、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北京语言大学推出的“我与中国的学术之缘”系列访谈第三期继续邀请5位国际学者，共同探讨中国学的世界意义与时代价值。他们分别为：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法国拉罗谢尔大学教授、法兰西共和国学术棕榈骑士勋章获得者白志敏，比利时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首席执行官顾爱乐，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教授阿尤布·撒勒塔史，英国政治评论员、“社会主义中国之友”网站联合编辑卡洛斯·马丁内斯。

“历史中国”塑造“当代中国”

英国知名学者马丁·雅克的著作《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透视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曾在全球引发广泛讨论。雅克告诉《环球时报》记者，他一开始并非中国问题的专家，“转折点”是1993年的一次亚洲之行。“那年我去中国南方度假，去了广东、香港。那次旅行给我的冲击非常大，我被眼前的进步所震撼，或者说被这种现代化景象所震撼。我的世界观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雅克对记者回忆道。

之后他开始撰写亚洲地区相关的内容，后来出版的《大国雄心：一个永不褪色的大国梦》成为他学术生涯的代表作，也标志着他与中国研究的深度结缘。在这本著作中，雅克提出中国是“文明国家”。他认为，理解中国的关键在于认识到它最初是一个“文明国家”，而非典型的“民族国家”。中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文化具有极强的连续性。

雅克认为，“历史中国”深刻塑造了“当代中国”的诸多特质。中国人口构成多元，但在漫长历史中形成了更统一的认同。这种文明传统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中国，人们期望“国家”能代表民意、行事正确。“从秦朝一直到今天，中国国家制度的核心形态依然可辨。尽管如今的中国变化惊人，但这种深层连续性仍然存在。这正是文明传承的力量。”雅克表示，随着中国崛起，世界不会越来越“西方化”，而是会更“中国化”，如今这一趋势正变得“更具体、更明显、更现实”。

雅克称，中国学研究正在全球范围内扩散，同时西方影响力在逐渐“去中心化”。如今在许多领域，很多问题不了解中国便无法回答，这也促使中国学更加“开放”——门槛降低，更具实用性。

始于17世纪，中法文明对话将持续深化

法国拉罗谢尔大学教授白志敏向《环球时报》记者分享了她与汉学结缘的故事。1999年赴法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导师赠送给她一本著作，里面汇集了外国人介绍中国的游记，这为她打开了研究方向。“我发现中国与法国在17世纪和18世纪有着很深的交流，康熙、雍正、乾隆的时代对应法国的路易十四、路易十五、路易十六时期。”这段“对称”的历史吸引她深入探索中法两国的早期交流——她的博士论文主要聚焦17世纪和18世纪法国人如何观察与描述中国。

白志敏提到，康熙时期来华的法国“国王数学家”包括白晋等人，他们通过写工作报告或皇帝传记等记录清廷的执政细节与社会风貌，并将信息寄回法国出版。这些作品深刻影响了法国思想家，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白志敏表示，许多中法民众不熟知这些历史关联，有必要发掘这些历史联系，长期深耕法国早期汉学形成的历史。白志敏说，17世纪和18世纪为法国“启蒙时期”，是中国“康乾盛世”，双方都处于自己历史上的辉煌阶段。当时法国人笔下的中国形象，至今仍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法国人“发现”中国的视角。

据白志敏介绍，法国的汉学研究现在已经扩展到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国研究结合等领域。中法学者在各个研究领域不断合作，中法乃至中欧之间文明对话将持续深化。

实地调研了解动态发展的中国

“要理解当代中国，就必须理解其深厚的历史文化根基，并认识到中国始终处于快速发展的动态进程中。”比利时欧洲亚洲问题研究所首席执行官顾爱乐告诉《环球时报》记者。

顾爱乐最初接触中国研究是因为研究中医与草药。1978年，已在欧洲草本制药行业工作多年的顾爱乐首次来华，考察研究传统中医与草药。“当时我意识到，要深入理解中医，就必须了解中国。”他回忆道。2004年，欧盟出台的新规对中药进入欧洲市场造成巨大影响。“新规要求证明配方中的多种草药相互作用无毒，而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那次欧洲政策对中欧草药交流的冲击，促使顾爱乐在随后数十年不断深化对中国的研究。

顾爱乐表示，“在中国，人们接受的教育是‘绝不损害集体利益’，个人在不损害集体利益、不破坏社会团结的情况下，拥有充分的自由去追求创业和技术创新。”顾爱乐认为这种“集体导向思维”与“个体创业自由”的独特结合，是推动中国快速发展的重要文化特质。另一关键特质是中国人的务实精神——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应用。在顾爱乐看来，这也推动了中国的快速发展。

顾爱乐强调，必须动态地看待中国。“一些人对中国的认知仍停留在10年或20年前的刻板印象中。但如今这个国家发展飞速，当下的中国甚至和6个月前的它都大不相同。”他认为，中国学研究必须摒弃过时的刻板印象，学者要进行实地调研，才能了解真实、动态发展的中国。顾爱乐还强调了中文教育的重要性。“中文拥有独特的文字体系和语法结构，学习中文是理解中国文化最直接的途径。欧洲应加强中小学阶段的中文教育，培养孩子们对中国研究的长期兴趣。”

汉学应成为全球性学问

“汉学研究必须突破地域局限，成为一门真正的全球性学问。”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大学文学院中文系主任阿尤布·撒勒塔史对《环球时报》记者说。

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始于1935年安卡拉大学设立汉学系，研究领域随中土外交关系发展而变化。阿尤布介绍说，1971年中国与土耳其建交并签署文化交流协议，之后，双方互派了更多学生和研究人员，土耳其年轻学者的兴趣焦点逐渐从古代中国文学历史转向当代中国历史、文学、文化及国际关系。

阿尤布坦言，目前土耳其直译的关于中国文学史的著作仍属空白，现有相关书籍多从英语、法语等转译而来。在阿尤布看来，精准的翻译对增进文明交流至关重要，土耳其汉学要达到较高水平，必须提升到能够直接译介中国文学经典的水平。

阿尤布还指出了当前土耳其年轻学者在中国研究方面的两大问题——首先，很多在华留学的土耳其学生选择的课题局限于“与土耳其相关”；其次，很多年轻学者在研究古代中国历史文化时，过度依赖二手、三手的资料，没有直接钻研原始文献，这限制了研究的深度。

在国际汉学研究方面，阿尤布认为，目前许多国家人民对中国的认知仍高度“符号化”，对中国远不及对英美等国熟悉。“我们必须把‘当地性’的衣服脱下来、扔出去，将中国学这个大领域变成全球性的一个学问。这不仅是学术深化的需要，更是跨越文化隔阂、促进世界准确理解当代中国的必然路径。”

中国正探索一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

“中国无疑是规模最大，在诸多方面发展最成熟、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推动社会主义转型的进程中起到引领与示范作用。”英国政治评论员卡洛斯·马丁内斯长期研究社会主义发展史，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不同于西方基于殖民和霸权的发展模式，中国正探索一条与其有着本质区别的现代化道路，这为世界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新的道路选择。

马丁内斯称，近年来，中国持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关于中国实现复兴的内生动力，马丁内斯认为两大核心要素至关重要：一是，中国源远流长且从未中断的历史赋予中国人文明自信，使中国人在困境中仍心怀希望；二是，中国文化强大的适应性和吸收能力。

基于对拉美的研究，马丁内斯表示，对比西方的态度，中国与拉美交往时更尊重拉美国家的主权。“美国试图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拉美各国，而中国会主动询问拉美国家的需求，构建互利共赢的关系。” 马丁内斯强调，“中国为其他国家自主选择发展道路创造了空间。”全球南方国家在与中国合作时不必接受不平等条款。这种平等互利的方式使各国能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发展道路，摆脱霸权束缚。正因如此，中国是世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绝对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