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不开的东南亚，回不去的家

五福临门

2017年底，我只身一人踏上飞往金边的飞机。那时我23岁，应聘的写的是“在柬埔寨做外贸”，其实是诈骗园区招人。我当时只知道，能多挣点钱寄回家，给瘫痪在床的父亲治病就行。

第一天进园区，被收了护照和手机，只剩下一张床位和每天十几个小时对着屏幕发消息的活。园区用铁丝网围起来，保安带枪巡逻，逃跑的人被抓回来就是电棍和拳头。我学得快，很快就从“推广”做到“组长”，带领十几个人一起发假交友信息。工资从最初的6000块涨到每月1.2万，全部打到国内的母亲卡上。母亲每次打电话都哭着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我只说：“再干一年就回去。”

第二年，园区换了老板，业务从交友诈骗升级到杀猪盘。阿亮被要求学习如何扮演高富帅、如何一步步引导受害者转大额资金。我亲眼看到一个越南女孩，因为没完成指标，被吊在仓库里打到昏迷，也亲手操作过一单骗走北京退休老人38万的案子。

钱到手的那天，我坐在铁皮房顶抽了半夜的烟，第一次产生“再这样下去会出事”的感觉。但我已经回不去了——护照在老板手里，国内的银行卡因为大额异常被冻结，家里人以为我做的是正常外贸。

第三到第五年，我从柬埔寨辗转到老挝、缅甸边境的几个园区，身份不断变化：组长、财务，甚至短暂做过“安保”。每次搬家都像逃亡，飞机、摩托车、步行穿过丛林，只为躲避当地警方的突击。

期间，我见过太多人：有被骗来的中国大学生，签了虚假劳务合同后，发现自己成了诈骗工具。

第六年，事情终于发生。2022年8月，缅甸当地军警联合突袭园区，我和三十多人被抓。关了两个月后，我用身上最后一点钱买通了看守，逃到泰国边境。找了蛇头偷渡到柬埔寨，试图回原来的老园区“避风头”。

到柬埔寨那天，我直接被本地的警察抓走。被带上警车时，我问了一句：“能让我给家里打个电话吗？”

警察摇了摇头。

第七年，我被押解回国。母亲在看守所的会见室哭到晕过去，父亲已经去世两年，家里欠了外债和受害人赔偿款，加起来快两百万。

我在庭审时只说了一句话：“我以为出去几年就能回家，结果七年过去，回不去家了，也回不到从前了。”判了一年，上个月刚出狱。看到云南山水，却再也不是七年前我踏上飞机的那个世界。东南亚那些灰色园区还在运转，只是换了一批又一批，像我当年一样“想多挣点钱”的年轻人。

社会人士

不是狗推盘总不回家，而是祖国通缉了他